◆拜登政府“内病外治”的精心算计显然并未奏效，反而成为其执政困局的催化剂。
◆拜登政府将“价值观外交”置于对华政策的核心位置，但其负面效应正在加速释放。
◆拜登政府必须在适当时候寻求中美关系的缓冲空间，这从根本上也符合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虽比特朗普政府略显理性，但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拜登政府近期与中国的一系列接触，是内外交困下的微调，是中方斗争的结果。
中国议题在美国的政治效应显著下降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将主要精力放在整理内务上，致力于管控疫情、复苏经济、振兴实业和应对气候变化等优先事项，旨在树立个人威望、打造标志性政绩，帮助民主党力拼2022年中期选举和2024年大选。在对华议题上，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延续性远大于其他议题，这很大程度上出于服务国内政策目标的考虑。一方面，拜登政府希望通过继续对华示强来维持少有的两党共识，为国内施政营造有限的合作氛围；另一方面，通过渲染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全方位挑战，也能起到转移国内矛盾、凝聚民意的作用。
然而，拜登政府这种“内病外治”的精心算计显然并未奏效，反而成为其执政困局的催化剂。
首先，美国整体对华负面民意的攀升，并未同步转化为对拜登执政的利好因素，这既源于非选举年外交议题关注度的自然下降，也跟新冠疫情影响下民众对自身境况变化的敏感度上升有关。也就是说，美国民众更关心拜登政府为解决其实际关切做了什么，而一味让大洋彼岸的中国背锅不过是隔靴搔痒、缘木求鱼。
其次，对华贸易政策的僵化不变，令美国工商界深受其害，对拜登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升温。众所周知，美国对华无休止的贸易战和关税战，成本多由国内相关产业和消费者承担，加剧了美国当下的供应链困难、通胀上升、经济复苏乏力等一系列难题，反过来成为对拜登政府的不信任投票，可谓自食其果。
第三，政治恶斗之下，两党对华共识虚有其表，并未产生实际的政策效果。拜登政府试图通过打中国牌来培育两党合作基础，然而现实很残酷，各方势力均把对华问题当作加塞私货、攻讦对手的政治工具，而没有实现拜登所希望的“团结”。例如今年以来声势浩大的国会对华立法攻势，因为政治扯皮不断而鲜有成效。拜登政府不得不认识到一个新现实，即炒作中国议题或许有一定用处，但难以挽救已然破裂的两党政治生态。
构建反华联盟难以得逞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搞所谓的“联盟外交”或“价值观外交”，试图通过将中美关系塑造为所谓“民主”与“专制”道路之争，来团结盟友伙伴，重塑全球领导力。然而，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这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首先，建立全球或西方反华统一战线缺乏可操作性。多数国家已向美国清楚表明，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更不愿因响应美国号召而牺牲在华利益，这是正常国家的理性选择。在这一背景下，拜登政府的“联盟外交”越搞越小，沦为国际社会的笑柄。
其次，拜登政府将“价值观外交”置于对华政策的核心位置，但其负面效应正在加速释放。以即将于12月召开的“全球民主峰会”为例，其邀请范围饱受国际诟病。“价值观外交”这张牌正将拜登政府置于越发尴尬的处境。
第三，地区热点议题成为持续干扰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外部因素。8月以来，从阿富汗撤军引发的局势突变，成为拜登政府的重大外交败笔，构成对美国全球信誉和领导力的持续损伤，也成为其编织地区遏华网络的重要阻碍。“西贡时刻”在喀布尔的惊人重现，令美国的盟友与伙伴极为震撼，认为一味追随美国不可取，惟有战略自主才能免于被抛弃。
中国对美斗争取得积极成效
今年以来，中美关系呈现出密切接触与激烈交锋并存的突出特点。从2月初至今，两国高层交往20多次，包括两国元首1次视频会晤、2次通话和高级官员4次线下会谈，还有一系列涵盖贸易、商务、气候、军事等专业领域的不同层级线上线下会谈，这是特朗普执政后期未曾有过的情形。与此同时，两国矛盾与分歧更加摆到台面上，针尖对麦芒的交锋场面屡见不鲜。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牢牢把握战略主动、回击美国无理要求的坚决行动，令拜登政府至少深切感受到两点：一是美国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在对华交往中颐指气使、为所欲为了，必须要面对和接受一个更加自信而强大的中国。二是美国无法承受中美关系完全破裂乃至走向战争的巨大代价，必须在适当时候寻求两国关系的缓冲空间，这从根本上也符合美国的长远战略利益。
当然，与其说这是拜登政府对华认知发生调整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中国坚持对美斗争所取得的积极成效，也是中美在深度互动中角色地位更趋平衡的表现。
需要看到，阻碍中美关系缓和的因素还在，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没有实质改变，美国国内反华势力仍然蠢蠢欲动，管控两国分歧的难度和成本仍然巨大。
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对华一味对抗没有出路，如何管控分歧、促进合作才是拜登政府更加重要的课题。美国政府应当拿出战略胆识和政治魄力，与中国构建新的相处模式，使双边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据新华社11月2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