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平（绵阳）
沉香铺，距绵阳城10余公里，是清代入蜀驿道的一站，也是唐宋时期的奉济驿，因杜甫送别严武而驰名。上世纪30年代，这一带四个铺站所在地域合并设乡，择沉香铺及秔香铺的首字，称为沉秔乡。因秔字生僻，经口耳相传，转录为文字，写法多歧。解放后，定“沉抗”为正式地名。
上世纪末修建了沉抗水库，即仙海。沉香铺所在地域沉入水底，沉香这一地名，像一个预言了沧桑之变的历史谶语，相比于秔香误作抗香，有更多曲折的故事。
此地在唐宋时期，名为奉济驿，皇帝唐玄宗和唐僖宗曾经路过，皇帝“幸蜀”是引人关注的事件，彰显了蜀地与中央王朝密切的依存关系。
《新唐书》记载，天宝十五年（即至德元年，公元756年）七月，避难入蜀的唐玄宗及其随行人员“甲子，次普安郡。庚午，次巴西郡。”
玄宗在剑阁与绵阳之间滞留了整整7天，至今周边的乡镇多有玄宗幸蜀的民间传说。宝应元年（762年）严武入京，杜甫有诗赠行，二人分别于奉济驿，即今沉香铺。
百余年后，中和元年（881年），又有唐僖宗从奉济驿经过，“自褒中幸成都，次绵州。”（《新唐书》）
岁月流转，两宋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崛起，宋朝长期受制于马匹资源匮乏，川西茶马贸易成为官马的重要获取途径。南宋朝廷对四川的开发相当成功，由东南亚引进的优质稻种落户四川，四川成为南宋偏安小朝廷能够存在的充要条件。在贸易发展、粮食产量大大提高的大背景下，金牛道沿线乡村经济规模也取得长足发展。
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奉济驿至迟在北宋元丰年间，已经是绵州巴西县的“五镇”之一，是当时绵州的重要产业镇。
南宋绍兴初，名将吴玠、吴璘兄弟缔造的吴家军，发挥蜀道的战略优势，挫败势头正盛的金兵。吴家军一直以绵州为后勤基地，奉济镇是其补给线上的重要站点。吴家军第二代领导人吴挺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据《吴挺神道碑》碑文记载，当时吴家军的前置指挥中枢兴州（今略阳）与后军驻扎地绵州之间，300余公里的军中文报，可以朝发夕至，宋代驿递系统效率之高，奉济驿也是这个高效机制的一个环节。
蒙元灭宋的征伐，在四川受到了最顽强的抵抗，四川也因此遭到惨烈的报复性破坏。蒙古中统四年（1263），“诏以成都路绵州隶潼川”（《元史》），有意降低绵州的行政级别，使其边缘化。仅仅20年后，元至元二十年（1283），又“并魏城入本州”（《元史》）。无疑，比之两宋时期，蜀道沿线无论政治、经济地位都在大幅度倒退。
根据文献记载和阴平郡遗址（在江油市小溪坝镇阴平村）考古发掘的情况，蒙古人对蜀道沿线南宋时期的驿站体系破坏非常彻底。仅绵阳境内，金牛道经过及毗邻的州县治所，元初均发生过诸如裁并迁移等重大变更。不仅如此，洪武十年五月，绵州甚至降为绵县（三年后仍复为绵州），堪称绵阳建置史上最大的尴尬。
总之，随着南宋覆亡，因蒙元的刻意破坏及朱明的不作为，金牛道基本上遭废弃，奉济驿也遭到废弃。
中央政府放弃金牛道的驿政，意味着川西北一带沦为治安松弛之区，官道由保宁府经潼川入蜀，相比于唐宋时期金牛道，增加了成本，松弛了边务，遗患无穷。
明代四川省内驿政的主干线，完全与金牛道广元（剑阁）——绵阳段无关。《正德四川总志》载，传统金牛道沿线仅保留少量铺站，剑州6铺，梓潼5铺，绵州2铺，与清代剑州至绵州近30个铺站相比，相去甚远。
万历年间四川按察使曹学佺在《蜀中广记》对元明间入蜀路线这样总结：“未通保宁路时，自秦入蜀，罔有不由昭化者。”由保宁路入蜀才是当时正式官道，而此前，都是走昭化金牛道。
湖北蒲圻人邓士亮入蜀任绵州学正。途经广元、昭化时，邓士亮诗云：“鬼斧删来否？劳劳迥自凄。天低云外树，斗削壁间梯。日影全迷嶂，风声乱扫溪。应知前舍隔，何处是川西。”明明绵州就在前方，他却不得不绕道保宁。
更大的麻烦是，川西的边缘化导致了这一带社会的不安定。《明实录》就记载几起大小盗寇作乱事件。
天顺八年，德阳人赵铎因贿赂买官未成而致贫，又被人诬控谋反，于是干脆真的造反。他一路转战彰明、梓潼等地，甚至杀死一名高级武官都督佥事何洪。
正德六年，保宁府人蓝廷瑞攻破梓潼，转战于魏城、剑州、江油之间。崇祯七年，张献忠率部从略阳由阳平关入梓潼、剑州。崇祯十年，李自成自七盘关入川，连续攻陷宁羌、昭化、剑州、梓潼等州县，扰绵州、江油，迫近成都。
金牛道沿线就不太平，以至于连德阳这样的平原地区都有人公然造反，官府信息不畅，指挥不灵，官军耳聋目瞎，盗匪出入如无人之境，驿政是极度不正常的。
这年底，杨嗣昌以“督师辅臣”的身份在四川追剿张献忠所部：“一溃于剑州之上真铺（即梓潼上亭铺）……再溃于绵州之亢香铺，皆行无哨探，止无营垒，梦梦焉如寻常走路，掉臂遨游，而倏然遇贼（指张献忠），稳步入其伏中。”（《杨文弱先生集》）
试想，如果金牛道的驿递系统正常运转，追击流寇的明军何至于像盲人夜行？
康熙二十九年（1690），四川巡抚噶尔图重开金牛道，恢复了唐宋时期由金牛道入蜀的路线。著名诗人王士祯以户部左侍郎的身份，奉旨入蜀祭祀江渎，他也因此成为同时走过明清两种路线完全不同的蜀道的第一个著名人物。他的《秦蜀驿程后记》记载，“食沈香铺，门人刘侍御修贤至。”
王士祯日记里的“沈香铺”，是目前能追溯到最早的沉香铺。从这以后以迄民国，沉香铺频繁出现于路过的文人日记、行记、诗文中，但此时的沉香铺已经从唐宋时期的重镇沦为驿道上一个不起眼的小站，在文人们的笔下，就是个单纯的地名，无人在意它的得名。
除了一个人，郎廷槐。
郎廷槐出身满洲镶黄旗，康熙四十九年（1710）入蜀任建昌监理厅通判，他写有《宦蜀纪程》，记载了在沉香铺的见闻。
从郎廷槐的描述来看，他先是看见一块缺失年号的禁约碑，写有“程香铺”字样，跟正式名字“沉香铺”不一致。郎庭槐看见一件带铭文的铁磬，足以证明“沉香”是“程香”之误。
那么“程香”何谓？程勅等三人能代表“男妇九人”，说明这是一个家族，是一个小型经济体。和“沉香”不同，“程香”显然是一个有着相对小众的特定含义的词，且关键词为“香”。
香是与人类文明相始终的生活用品，古人对香，不可或缺。上至庙堂，下及江湖的各种祭祀活动，人们讲究三沐三熏的礼数，不敢稍有懈怠。即便是粗糙的汉子，逆旅之中，也不得不借助神奇的香，来对付蚊虫。
程香铺那一家程姓的“男妇九人”，很可能就是以制香为业的香户，铸磬供奉神灵，祈祷某种愿心，正是唐宋时期的普遍风俗。程香能成为地名，说明该地可能曾经以制香而闻名，并且有过较多程姓人。
当程姓人因故销声匿迹、制香业停滞，程香被讹作沉香就几乎是必然——因两字音近，且当地人多系陕西移民及其后人，人们对于“沉香救母”的神话故事太过熟悉，具备自然而然的文化认同趋势。
程香铺曾经存在，被沉香铺取代，无可逆转。小地名以口耳传播，过程中免不了发生文字上的分歧，有的成为逸事佳话，有的成为误解误会，或雅而莫名其妙，或俗而荒诞不经，它们的演变过程，扑朔迷离，正确把握其脉络，挖掘其积极、健康的文化内涵，有利于恢复或重塑乡村文化看点，对于乡村文化建设及文旅开发，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