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开华（游仙）

    记忆是那样清晰，我入党那天是1969年10月28日，部队正在作战，我因为表现得很英勇，当天晚上被连队特批火线入党。退伍后，我到绵阳县水电测量队当测量员，不久，村上办起小学，乡上的有关领导看起了我，把我调回孟津村，在村小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那时候办学条件差、困难多，村小的教学等工作让我很不适应。

    村小的硬件设施很差，教室就设在五堂观庙子里。教室连教室，中间无隔墙，上起课来互相影响。一个班三四十个学生，只有十来张缺脚少腿的课桌凳，几个学生挤一桌。遇到下雨天，上面下大雨，下面下小雨，学生不停地搬动课桌凳子，根本上不好课。

    村小教师工作量很大。教师少，一人包教一个班，班主任、主科副科一肩挑。学生渐多后，一个班少则三四十人，多则五六十人。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老校长、后来的全国优秀教师王道银带领老师自己带粮带菜，轮流煮饭，在学校吃午饭，腾出午休时间批改学生作业或从事教研。

    村小民办教师工资很低，最初每月8元钱，后来涨到13元。而当时，民办教师的办公用品如备课本、粉笔、墨水，大多由老师自己掏钱买。政策要求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乡办乡管，村办村管，所以民办教师的办公经费上级是不拨的。

    大集体生产时，我家年年都是超支户，包产到户后，家里的农活都压在妻子一个人肩上，很多时候只好请亲戚帮忙。我只有放学后放下书本，再下田干活。很多次，我想辞去民办教师回家种地。很奇怪，每当有这个想法，我的脑海都会闪现在西藏的战斗场面，那些就在身边牺牲的战友的脸庞。更重要的是，谁叫我是火线入党的共产党员呢？我如果辞职走了，本来就教师奇缺的村小，谁又来顶我的工作？下定决心后，我摒弃杂念，困难再多也无所谓了。

    1976年松潘平武大地震发生后的那个雨夜，我正在批改作业，妻子边煮饭边抱怨我没搭防震棚。突然，一次余震袭来，房屋的土墙“沙沙沙”地掉泥土，慌乱中我抱起刚一岁的女儿跑了出去，才发现别人家都搭的有防震棚，只有我们一家人在雨中无处可去。第二天，我才抽空在院坝里搭起了防震棚。

    1987年春季刚开学不久，老父病危，正逢县文教局来学校检查开学，妻子请人带信喊我回去，但我因工作走不开。等忙完检查回家时，老父已经去世。

    还有一年，妻子重病在绵阳住院，家里只好请两个侄女帮忙：一个在家照顾年幼子女，一个到医院照顾病人。等到星期天，我才有空骑自行车带着女儿到医院去看望。看着妻子期盼的眼神与不安，我只能将泪水往肚里咽。

    那时候困难多，工作也忙，但我们都努力争一口气，当年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当年公办评职、民师整顿以及学校教育教学和期末考试等各项工作。

    我的文化底子只是初中毕业，要当一名好教师，还得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1982年开始，我坚持每晚收听四川广播电台的语文广播教学节目，报名参加中师函授，经过3年多的学习，学完了高中与中师的全部课程，中师顺利毕业。1985年，经文考、政审与体检合格，转为公办教师。

    30年耕耘，幸得桃李芬芳。上世纪80年代初，我的学生吴加强考上西安交大，成了柏林镇第一个大学生，那几年还有几个学生考上大学。学生成绩优异，为我这个老师赢得了荣誉，我出席绵阳县的教育表彰大会并发言，获得的奖品是一台价值120多元的收录机。我所在的村小，也成了当时绵阳县的“红旗村小”，其他村甚至外乡的学生转学来我们村求学，学生一年比一年多，最多时教室坐不下。

    由于成绩突出，我走上了学校领导岗位，当了十余年镇小学校长，学校获得了多项荣誉。我还把抓党建工作和抓教学工作的经验写成文章，投送到省级、市级的报纸杂志发表，赢得众多赞誉。

    今年是建党百年，我入党也已经52年，华夏百年崛起，中国百年巨变，令人惊奇，令人赞叹。特别是农村教育的变化，像我这样的退休教师，都看在眼里，乐在心里。这一切都离不开党的领导，这是我最真切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