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9日将赴欧洲访问。这是拜登就职以来的首次出访，行程密集、重点突出，涵盖G7峰会、北约峰会、美欧峰会及美俄峰会等活动。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将联盟政策置于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位置，频频出击，试图通过重新激活和巩固同盟体系，加强对华战略竞争，重拾美国“领导世界”的地位。拜登欧洲行堪称拜登政府“联盟外交”的关键一战，也可视为对其组建“反华同盟”效果的一次检验。
欧洲之行目标明确
拜登行前专门在媒体撰文称，此行意在团结“民主国家”，兑现美国对盟友和伙伴的新承诺，展示“民主国家”应对挑战和威胁的能力，以实力地位“领导世界”。他称，美国将“专注于确保由推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而不是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制定21世纪的贸易和技术规则”。
很显然，拜登此行的重要目标还是中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拉帮结派，煽动新一轮反华高潮，怂恿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对华更加强硬，间接导致中欧投资协定暂时搁浅。
乍一看，拜登政府的“联盟外交”似有多方呼应的效果，这或许也给了拜登此行继续炒作“中国威胁”、鼓吹反华联盟的某种底气。
然而，国际政治的游戏从来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在对华问题上，美国盟友的盘算未必与美国在同一频道上。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更不愿为配合美国反华策略而放弃在华利益，这是多数国家的现实考量。
联盟攻势来势汹汹
近4个多月来，拜登政府大肆笼络欧洲、亚太、中东地区三大板块的核心盟友，挖空心思向盟友示好，不遗余力寻求共识与合作。拜登政府的“联盟外交”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云外交”宣誓美国回归同盟体系。特朗普时期，美国的盟友受到冷遇。而拜登甫一就职，便迅速与主要盟友建立联系，从周边到欧洲再到亚太，三周内与11个国家元首及北约秘书长通话，其中8个是盟友。美国国务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防部长等执政团队核心成员也没闲着，频频与盟国的外交安全事务官员电话互动。
2月19日，拜登在重大国际场合中首次亮相，出席G7领导人网络视频会议与慕尼黑安全会议线上特别会议，高呼“美国回来了，跨大西洋联盟回来了”。
其次，精心设计出访路线，步步为营。3月，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开始出访，与盟国展开战略沟通与磋商。以国务卿布林肯为例，他先与防长奥斯汀访问日韩，随后在不到两个月内四次赴欧洲访问，足见拜登政府笼络欧洲盟友的良苦用心。5月底，布林肯赴中东多国试图调解巴以冲突，但始终偏袒铁杆盟友以色列。
第三，停止退群，试图重振美国领导力。拜登上台后立刻与特朗普时期的做法切割，宣布重回《巴黎协定》，停止退出世卫组织，重新确认对盟友的安全承诺，并有意淡化与盟友之间的分歧，暂停对欧关税战，放弃在“北溪-2”项目上对欧洲盟国实体的制裁。
第四，加紧构筑对华战略竞争小圈子。拜登政府将加强联盟体系同对华政策捆绑在一起，认为应对所谓“中国挑战”的最有效方式在于建立包括盟友和伙伴在内的对华“统一战线”。
一方面，拜登政府以全球正处于所谓“民主和专制的十字路口”为口号，试图组建所谓全球民主国家联盟，煽动盟友在人权等问题上对华采取一致立场和行动。另一方面，在经贸、科技、军事安全等领域，拜登政府试图组建各种小圈子对华施压，如强化“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五眼联盟等，最大限度加强对华竞争。
联盟策略外强中干
特朗普时期，美国在保守主义、单边主义的孤立路上愈行愈远。拜登一上台就将“美国回来了”视为座右铭。但是，美国还回得来吗？
首先，“美国回来了”的前提，在于美国能一如既往为盟友提供公共产品和有形支持，否则一切只会陷于空谈。
拜登政府的执政环境可谓内外交困、积弊缠身。拜登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在整理内务上，推出规模巨大的“美国救助计划”“美国家庭计划”“美国就业计划”，试图缓解疫情、复苏经济、弥合党派分歧和种族矛盾，带领美国“重建美好”。这一系列举措需要耗费大量政治和物质资源，需要克服巨大的内外障碍，且落实前景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在此背景下，拜登政府对回归并领导盟友体系的种种承诺，很可能“口惠而实不至”。
第二，“美国回来了”的必要条件，在于假设历史可以重演，然而世界早已不是那个世界。
拜登政府的主要套路是向盟友灌输一个理念，即世界虽然发生很大变化，但美国领导下的同盟体系可以修复如初。然而，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百年变局之下的世界格局加速演变。联盟体系的本质是过时的冷战思维，借助少数国家联盟来继续主导世界的企图不可能得逞。
第三，“美国回来了”的坚实保障，在于盟友仍然坚定团结在美国周围，但事实上盟友对美国心怀疑虑。
特朗普极具破坏性的外交方式令同盟体系出现裂缝，盟友失去了对美国的信任，纷纷加强战略自主、另谋出路。尽管拜登政府誓言回归同盟体系，但深重的内部危机与四年一次的政策反复，令盟友对拜登的执政前景难言放心。主要盟国领导人默克尔与马克龙均表达过对美国外交的保留意见，强调欧洲的战略自主。
重圆的破镜终究是破镜，信任的修复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拜登想象中的朋友圈或许还在那儿，但盟友们已经渐行渐远。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