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明金（绵阳）

    几十年前的巴蜀农村，人们常把毛巾当头巾或当帽子戴在头上，洗个脸擦把汗方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家每个成年人劳动一天可以挣8分工，折合成现金也不到一毛钱。毛巾两三毛钱一条。就是这个价格，也很不错了，一个全劳力也要干几天的活才能买得起一条。那阵都是国家统一牌价，走哪家商店都一样一个价。夏天，农民下地干活顶在头上，一遮太阳二擦汗；冬天，戴在头上一挡风雪二围脖御寒。毛巾的主要用途是洗脸，至于用来做书包，那是迫不得已的事了。

    那年我都快9岁了，才去上学读一年级，说起来，班里我还算年龄较小的，比我大的同学，有的是。应该说，我能有机会读书，本身就是奇迹，享了哥哥姐姐的福，我的头上有哥哥姐姐，他们连一天书都没念过，拿根扁担一横，连“一”字都不会认识。他们只知道在生产队天天干活、挣工分，一天不缺地出工，打钟出工、打钟收工。出工干活在那个年代很多是出工不出力，只图站够8小时，8分工上账就行了。就是天天上工，一年下来，天天不缺，年终分配，也个别家庭有饭吃。家中有人识字还好些，每天收工回家划一笔，不识字者只好眼瞪得铜元大，别人一反问，只有张嘴叫别人数牙齿。我就基于这种情况下，父母才痛下决心让我去读书的。读书目的也简单明确，只要会写自己的名字，能记工分就行，能在生产队不吃哑巴亏。

    开学了，附近的小朋友们主动来带我去，父母连哄带骗：说读书可当官，读了书能发大财，读书长大后好娶媳妇，还不用花彩礼钱……更为重要的是读了书就不用种地了，像鲤鱼跳龙门一样跳出农村、跳到国家单位领工资等等。哪怕父母嘴角说得流油，说得白沫子翻，我就是不去。原因很简单也只一个，问为什么不去？三个字：“没书包！”在当时，没书包也不只我一个，大家都把两本书（语文、算术）往腋窝下一夹就上学去了。就为书包，差点没把我爸气疯，打得我满地打滚。仗着人小，又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我说：“我哥我姐咋不去读书，偏要让我去？”打急了，我还嘴硬：“一家人吃饭，喊我一个人去读书，不合理！”

    也不知过了多久，母亲流着泪进屋去了。父亲似乎还没解气，气狠狠地说：“打死你这烂柿子，看你这稀泥巴糊不上墙。”母亲把我爸叫了一声，喊进屋去了。母亲见我打得惨，想劝也没用，就想到了父亲的“先进劳动者”奖品，想用奖品，一条毛巾来给我缝个书包。其实这条毛巾我们平时也没舍得用，只是客人来家时才偶尔拿出来用用，客人一走，母亲立刻清洗晒干收藏。一则显显先进劳动者的身价和面子，二来也不扫我家的清贫。

    “弄吧、弄吧……”父亲又气又急的声音很大，“给这龟孙子弄吧！”母亲得到恩准，立即动手将这条毛巾两头一对折，又将一半多移出四指、把两边边缝缝起，多出四指做书包盖，母亲手巧，就巧在移出的四指，正好亮出“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母亲扯了条烂裤子的裤腰边，正好用这条带带做书包带。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起了床。我的目的达到了，没有理由还不去上学，就跟着一群小朋友高高兴兴趾高气扬读书去了。当时我哪知道，要书包就是要我爸妈的命。用了这条毛巾就是践踏了我爸的荣誉，导致我家失去了尊严。那是我妈一直珍藏箱底多年的唯一值钱货。多少年后，我都为此事内疚不安。我父母当时是何等心情：痛下血本！

    上学放学书包是瘪瘪的，里面也没装什么，但我挎在肩上，总能感觉到一种骄傲，别人没有，我有的胜利感油然而生。其实一年四季书包里只有那么两本书。父亲给我交完两元钱的书学费，就发了两本书，一本语文、一本算术，一到五年级都是这两本书。印象中好像还有一个类似文具盒的纸盒，那是我的一个小同学，父亲在畜牧站当兽医的送的，是姐姐偷偷给我两粒花生米换来的，就是现在装注射药品的那种纸盒。那阵很稀缺，也稀奇，做文具盒装个橡皮、半截铅笔什么的，也不会跑丢。有条件的同学还有把削笔刀，我没有，总是上学、放学路上在石头上磨铅笔芯。后来，书包里渐渐多了陀螺、铁块、红苕、山芋之类的吃食、玩具，书包就负重了。碰上逢年过节，也装点花生、爆玉米花之类，自己总是偷偷藏一点给自己的童年朋友分享。书包带子换了一茬又一茬，这条毛巾的书包一直没换，中途也磨出了窟窿，打过两回补丁，也还能凑合用。因为常用常洗珍惜爱护，直到我小学毕业，都用它。

    我有了书包的骄傲，也从没给这条毛巾书包丢脸。我当时的成绩一直是班上一二名，也为这条毛巾书包守住了应有的尊严。多少年了，我一直珍藏它，珍藏这段记忆，是它陪伴我的童年时光。一直舍不得丢弃是想借这条毛巾书包的履历，教育我的下一代，不要忘记历史，珍爱今天，感恩生活。可不知搬了几次家，把这东西搬丢了，最后搬进城里，我怎么也没翻找到它。它不光装着我满满的金色童年，也装着一个流年岁月的历程记忆。

    毛巾书包不在了，但我的记忆还在。将这段历史写出来，留传后人，也是一笔传家的精神财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