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长空（广州）

    独自漂泊异乡，我善感的心灵逐渐被岁月磨得坚硬如铁。近年来，我在生活中已经很难找到能够感动自己的人事，面对一切都是那么的从容不迫和风轻云淡。直到2015年夏天，母亲把她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3万元“遗产”拿出来，要平均分给我们5个子女时，我的眼睛就发酸，流下了久违的泪水。

    母亲1935年夏天出生于三台一个贫农家庭，13岁嫁给父亲后，原本娇弱的个子，因含辛茹苦抚养几个孩子，被岁月压弯了腰，看起来更加瘦小。尤其是1976年父亲去世后，母亲的面容有了更多的沧桑，越来越多的白发出现在头上。那时大姐已经外嫁到中江，兄长们都还没有成年，母亲开始对抗一切困苦和危险，一个人里里外外地挑起了“家”的重担，迎接着世俗的风风雨雨。母亲从不言苦、不言累、不言困顿、不言委屈、不言操劳，更不言心血与功绩。手上豁裂出沟、重叠满茧，母亲咬牙挺住；肩头的担子再沉重，母亲也始终一步步向前方挪动着。

    我年幼不懂事，顽皮和任性让母亲操碎了心，母亲却总是把自己的烦恼深深地掩藏着，担心灼伤到我幼小的心灵。我们兄弟4个，正是在母亲的抗争和保护下茁壮成长的。母亲的心田，蕴藏着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爱的甘泉。而我们，也成为了母亲所有的希望与慰藉。

    母亲没念过书，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母亲教育我们时，语言从她的乳房挤出来，从她一生中遭受的苦难、支撑她活下来的力量和面对权势的骨气中挤出来。

    母亲常常对我们说：再苦再难，人也不能像狗一样活着。母亲教导我们要怎样去做人、去做事、去生活，那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养分。当我从事写作的时候，这些养分，造就了我的作品的骨肉和灵魂。有评论者认为，我的写作“抱着一种特定的使命感，以用行为写作为荣，笔下的每一个字，几乎都带有一种责任，不观旁，不媚态，不故作学问，不无病呻吟”（祁梦君《在清华大学新诗走向与当前诗学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总是自觉地潜在地必然地贯彻始终地围绕一种风骨，铸造一种精神，诠释一种思想，张扬一种追求”（亦然《金属的声音——序论<李长空诗选>》），这正是母亲遗传给我的宝贵基因。

    母亲从小就生活在乡下，世面见得少，也不喜欢赶场，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50里外的中江县城。但不喜欢赶场的母亲，自从兄长们出外打工后，却常常去镇上的邮局询问有没有家信，而每当工作人员回答“没有”时，母亲就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失望。当我1993年10月离乡务工后，母亲每逢赶场，都会风雨无阻去镇上邮局询问家信。直到70岁后，年老力衰的母亲，才不得不降低去镇上邮局询问家信的频率。

    每月初一、十五日，母亲总是早早地吃过饭，换上一套干净衣服，就匆匆上山，去为儿女们祈求一份平安和幸福。这也成为了母亲后半生的信仰。听邻居们说，母亲每次说起散落天涯的孩子们，都会呆呆地出神，那时他们看见母亲苍老的脸和银白的头发，心中也会有一份酸楚。

    母亲患有高血压和风湿病。由于时代的原因，儿辈们大都在外地工作，孙辈们也在外地求学。母亲像其他农村老人一样，宁可终老乡下，也不愿意离乡同儿孙们生活在一起，常常只能独自生活。我自离乡后，就如一株在异乡凉风中拼命绽放生命的苦菜花，除了请母亲把承包地转让给他人种植并寄给母亲基本生活费用外，至今还不能早晚承欢膝下。母亲习惯了生活上的清苦，每次收到我寄给她的生活费用后，除了最低层面的生活保障和治病费用外，多余的钱都被她小心翼翼地贴身收藏了起来。2013年，母亲78周岁了，健康每况愈下。儿辈们商量，以后轮流在家照看母亲，母亲终于得偿所愿。2015年夏天，母亲病危，大哥打电话让我们赶快回家。回到老家的当天，母亲就把她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3万多元“遗产”拿了出来，除了安排后事外，剩余的两万多元要平均分给了我们5个子女。母亲20年来省吃俭用的笔“巨款”，如今竟然只够子女们来回一趟的机票费，我的眼睛顿时酸涩了，流下了久违的泪水。幸好后来母亲病情得到控制，至今身体安康。

    母亲这一生，虽然平凡如草芥，却赢得了祖辈们的赞扬、父辈们的欣慰和晚辈们的自豪，为儿女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留下了自强不息、勤俭持家的传承基因。母亲身上的这些宝贵品质，也是一个民族历尽磨难，能够屹立不倒、奋勇向前的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