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墨客常常给自己的居室或书斋取一个寓意深刻的室名。历代文人室名背后体现出的也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

    在古代文人各类取名法中有一大类是以所藏之书命名。这一类中，以藏书内容命名者最多。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多藏野史，因此取名“野史亭”。清代黄丕烈藏宋本百余种，名其室曰“百宋一廛”，后又藏北宋本《陶渊明诗集》和南宋本汤氏注《陶渊明诗集》，将书斋取名“陶陶室”。后来他又购得宋严州本和景德官本《仪礼》（一名《士礼》），遂取名为“士礼居”。清代学者周春，因为藏有宋本《礼书》和《陶渊明诗集》，名其室曰“礼陶斋”。后来，《礼书》不存，书室易名为“宝陶斋”，最后，连《陶渊明诗集》也被迫卖掉，书室不得不改为“梦陶斋”。

    以藏书目的命名。清代藏书家、校勘学家章钰将书斋取名为“四当斋”，表示嗜书如命，为读而藏。“四当”这个典故来自于宋代藏书家尤褒之语。尤褒说：“吾所抄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

    以藏书方法命名。明代戏曲理论家、藏书家祁彪佳为自己的书斋取名“八求楼”。即宋代藏书家郑樵所总结的求书八法。清代书法家、藏书家潘祖荫的“八求精舍”也是如此。

    还有以藏书传后代命名的。清代学者徐乾学筑楼藏书，一日“与其子登斯楼而诏之曰：‘吾何以传女曹哉？’因指书而欣然笑曰：‘吾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世楼’”。可见，“传世楼”之名表示徐氏为传后代而藏书。  （据美术报）